亞歷塞維奇:一場敗北的戰役——諾貝爾文學獎致答詞摘錄

翻譯│陳翠娥

我不是獨自站在這個台上……我的周圍充滿了聲音,數以百計的聲音。自我還小的時候,它們便如影隨形。我在鄉下長大。我們小孩子喜歡在街上嬉戲,但是,一到傍晚,當疲倦的村婦聚集在各家(我們稱作農舍)門口的長凳子上時,我們總是像磁鐵般被吸引過去。她們當中,沒有人有丈夫、父親或兄弟。戰爭過後,我不記得我們村子裡有任何男人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,每四個白俄羅斯人當中,便有一位命喪於前線或游擊戰中。戰後,我們孩童的世界是女人的世界。我印象最深的,不是女人談論死亡,而是談論愛情。她們講述在臨別的那一天如何與心愛的人道別、如何等待他們,以及如何依舊在等待。事經多年,她們守候如昔:「就算他缺手、缺腳回來也無所謂,我可以把他抱在手上。」缺手……缺腳……我似乎自小便知道,什麼是愛情……

以下是我聽見的合唱聲中幾段悲傷的旋律:

第一個聲音:

「妳知道這些要做什麼呢?這故事太悲傷了。我是在戰爭期間認識我丈夫的。我是個坦克兵,當時隨隊開抵柏林。我記得我們站在國會大廈旁,那時他還不是我的丈夫。他對我說:『我們結婚吧。我愛妳。』這些話惹怒了我。整場戰爭期間,我們陷在泥濘、塵土和鮮血裡,周圍只聽得到髒話連連。我回答他:『首先,你得先把我變成一個女人,送我鮮花,說些甜言蜜語。等復員以後,我要替自己做一件洋裝。』我甚至氣惱得想揮拳打他。他完全了解我的感受。他一邊的臉龐燒傷,滿是疤痕,我看見淚水流過疤痕。『好,我嫁給你。』我就這樣脫口而出……自己都不敢置信……四周一片焦土,碎磚滿地。總之,我們身處戰爭之中……」

 

第二個聲音:

「我們住在車諾比核電廠附近。我在糕餅店工作,負責做小餡餅。我丈夫是消防隊員。當時我們新婚不久,連去商店都會手牽手。反應爐爆炸那天,他恰巧在隊上值班。隊員穿著家常襯衫便出勤了。核子電廠爆炸,卻沒人發放任何防護衣給他們。我們就是這樣過活的……您知道的……他們整晚都在滅火,吸收要命的輻射線,一到早上,直升機立刻將他們載往莫斯科。急性輻射中毒……人只能存活幾個星期……我丈夫是運動員,身體強健,是最後一個死的。我抵達莫斯科時,他們告訴我他待在特殊的隔離室,禁止任何人探望。我苦苦哀求:『我愛他。』『軍人在裡頭照顧他們。妳要去哪裡?』『我愛他。』他們勸我打消念頭:『那已經不是妳心愛的人了,只是個必須消除放射性污染的對象。妳懂嗎?』而我只是一再對自己說:我愛,我愛……晚上,我爬消防梯去看他……或是央求夜班守衛,塞錢給他們,請他們放我進去……我沒有拋下他,直到最後一刻都跟他在一起……他走了以後幾個月,我生下一個女兒,沒幾天就死了。她……我們是如此盼望她的到來,我卻殺了她……她吸收了所有的輻射線,拯救了我。她是如此嬌小……一個小不點兒……但是我愛他們兩個。難道愛會致命嗎?為什麼愛和死亡會並肩存在?兩者總是形影不離。有誰能解釋給我聽嗎?我跪在墳前……」

 

第三個聲音:

「我第一次殺德國人……當時我十歲,游擊隊員已經帶我一起出任務。那個德國人受了傷,躺在地上……他們叫我取走他的手槍,我跑向他,可是德國人雙手緊抓著手槍不放,在我面前揮舞。不過他還來不及扣下板機,就被我搶先了一步……

殺了他,我並不感到害怕……戰爭期間也不曾想起他。周遭許多人被殺害,我們生活在死者當中。很多年之後,我很訝異自己突然夢見那位德國人,而且毫無來由……夢境不斷出現……有時是我要飛,但是他不肯放手。我飛了起來……飛著……飛著……他趕上我,於是我們兩人一起往下墜落,我掉進了某個坑洞裡。或是我想要起身……試圖站起來……卻被他阻止……因為他,我無法飛走……

相同的夢境……折磨我好幾十年……

我沒法告訴兒子這個夢境。兒子小的時候,我沒法告訴他,而是讀童話故事給他聽。現在兒子長大了,我還是說不出口……」

 

法國作家福樓拜曾說自己是個羽筆文人,我可以說自己是個耳朵文人。當我走在街上,聽見字詞、句子或驚嘆聲時,總是會想:有多少小說題材不著痕跡地消失在時間和黑暗之中呀!我們尚未能夠在文學中為人類的話語爭得一席之地;還沒能真正欣賞,並為之感到驚豔。我則是早已深深著迷於人類的話語,成為了俘虜。我喜歡人說話的樣子……我喜歡單獨的個人說話的聲音。那是我的熱愛與熱情所在。

我走上這座講台的路很漫長,幾乎長達四十年。從一個人走到另外一個人,從一個聲音走到另外一個聲音。我無法說自己一路走來總是游刃有餘。有許多次,人使我感到震驚與害怕,也讓我歡欣與厭惡。我曾經忍不住想忘卻所見所聞,回到懵懂未知的從前。也不只一次,因為看見人的美好而幾乎喜極而泣。

我成長在一個自小便被教育要死去的國家。我們被教導死亡。別人告訴我們,人存在是為了奉獻自己,為了燃燒生命,犧牲自我,並教誨我們要愛手持武器的人。如果我生長在其他國家,肯定無法走過這條路。邪惡是殘酷無情的,首先得對它免疫。我們在劊子手與受害者之間成長。即使我們的父母生活在恐懼當中,沒有向我們透露所有的真相,更常的是,他們什麼都沒說,但是我們的生活中充滿了恐懼的氣息,邪惡不時在窺伺我們。

我寫了五本書,卻覺得是在寫同一本書,一本有關一段烏托邦歷史的書……

蘇聯作家瓦爾拉姆.沙拉莫夫寫道:「我曾經參與過一場浩大但以失敗收場的戰役,那場戰役意在真切地革新生活。」我在重塑那場戰役的歷史,包括它的成敗得失。我們多麼想要在地球上建立天國。一座天堂!太陽之城!最終的結果卻是血流成河,以及數百萬條生命遭到殘害。然而,曾經有那麼一段時間,沒有任何廿世紀的政治思想足以與共產主義(以及象徵該主義的十月革命)相提並論,或是比該主義更強烈地吸引西方知識分子和全世界的人。法國社會學家雷蒙.阿隆稱俄國革命為「知識分子的鴉片」。共產主義的思想至少有兩千年的歷史,我們可以在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理想國的學說裡、在劇作家阿里斯托芬總有一天「萬物共享」的夢想中……在英格蘭政治家湯瑪斯.摩爾和義大利哲學家托馬索.康帕內拉……稍後在法國政治家聖西蒙、哲學家傅立葉,以及英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羅伯特.歐文的著作裡找到此思想。俄國精神中有某種特質,促使我們試圖實踐那些夢想。

廿年前,我們用詛咒和眼淚送走了「紅色帝國」。現在我們已經可以平心靜氣地回顧那段尚未走遠的歷史,宛如檢視一段歷史實驗。這一點很重要,因為有關社會主義的爭論至今尚未平息。新的一代已經長大成人,他們擁有不同的世界觀,但是,卻有為數不少的年輕人再度讀起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。許多俄國城鎮還成立了史達林博物館,並為他豎立紀念像。

「紅色帝國」已經消亡,「紅色的人」卻留了下來,依舊存在。

我父親不久前去世了。一直到死,他都是一位忠貞的共產黨員,還保留著自己的黨證。我從來沒法使用「蘇聯佬」這個貶抑的字眼。一旦使用,我便得如此稱呼自己的父親、親人、熟識的人,或是朋友。他們都來自同一個地方──來自社會主義。他們當中有許多理想主義者,浪漫主義者。今天大家使用不同的稱呼,說他們是被奴役的浪漫主義者,烏托邦的奴隸。我想,他們所有人原本可以過完全不同的生活,但是他們選擇將生活交給了蘇聯。為什麼?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。我跑遍這個不久之前稱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廣袤國家,錄了好幾千卷錄音帶。那是社會主義,那就是我們的生活。我從點點滴滴、零碎片段中蒐集「家庭裡的」……「內心的」社會主義歷史,尋找它以何種樣貌生活在人的心裡。我時時刻刻受到單獨的人類個體這個小小的空間所吸引。事實上,那便是所有事件發生的所在。

戰爭甫結束,德國社會學家狄奧多.阿多諾在震驚中寫道:「自奧斯威辛之後,寫詩是野蠻的。」今天,我想用充滿感激的心情提到我的恩師,白俄羅斯作家阿列斯.亞當莫維奇,他也認為,用散文體書寫廿世紀的可怕事件是種褻瀆,因為內容不容許虛構,事實只能如實呈現。我們需要「超文學」,讓見證者發聲。大家可以回想尼采所說的,沒有一位藝術家能夠忍受現實,也無力承受。

真理是分散的,為數眾多、各不相同,而且四散於世界各處,因為如此,真理無法全數置入一顆心或一個腦子。這個想法總是讓我忐忑不安。杜斯妥也夫斯基認為,人類對於自己的了解遠比文學裡記載得多。因此,我在做些什麼呢?我在收集日常的情感、想法與話語,收集我這個時代的生活。我感興趣的是靈魂的歷史,靈魂的日常面相,這是大歷史通常視而不見或不屑一顧的部份。我從事的,便是蒐集被忽略的歷史。我曾經不只一次聽到有人說,那不是文學,而是文獻,至今也仍會聽到這樣的說法。但在今日,何謂文學呢?有誰能回答這個問題?我們的生活步調較以往快速,內容打破了形式,將之破壞、改變,所有事物都溢出了原有的框架,無論是音樂或繪畫,在文獻裡,文字也衝出了原本的界線。事實與虛構之間沒有界線,相互流動,即使見證者也並非公正客觀的。人在講述時,也在創造,在和時間角力,有如雕刻家雕琢大理石。他既是演員,也是創作者。

我感興趣的是小人物。我稱呼他為小巨人,因為他經歷的苦難將他放大了。他在我的書裡親口敘述自己的小歷史,同時也講大歷史。我們尚未能夠理解過去與現在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件,因此必須一吐為快。首先,至少要一吐為快。我們害怕理解發生的事件,是因為尚未克服過往。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《附魔者》中,沙托夫在交談一開始便對斯塔夫羅金說:「我們是在永恆中相遇的兩個人……最後一次在這個世上相遇。拋開您的腔調,用人類的聲調說話吧!至少用人類的聲音說一回。」

我和筆下主角們的對話大約是這樣開始的。當然,人是從自己的時代發聲,不可能無中生有!不過,要突破人的心防很困難,因為人心充塞著世紀的迷信、偏見與錯覺。還有電視和報紙。

我想引用自己日記中幾頁的內容,顯示時間是如何推進……理念如何死去……以及我如何追蹤它的足跡……

 

一九八〇~一九八五年

我在寫一本有關戰爭的書籍……為什麼以戰爭為主題呢?因為我們是戰鬥民族,要不是在戰鬥,就是在準備戰鬥。如果仔細觀察,我們的思維都是戰鬥式的,無論是在家裡,或是在外頭。因此,我們國家的人命才會如此不值錢。一切都像在戰場上。

我從自我詰問開始。唔,再寫一本戰爭主題的書籍……意義何在?

有一回外出採訪時,我遇見一位在戰爭期間擔任衛生指導員的女人。她講述有一回冬天,他們徒步穿越拉多加湖,敵人發現有人移動的跡象,於是開始掃射。馬匹和人掉入了冰層底下。事情發生在深夜,當時她以為自己抓住了一位傷者,便開始把對方往岸上拖。她說:「我拉著這個溼淋淋、身體赤裸的人,心想這人的衣服是被扯掉了。」上了岸她才發現,自己拖上來的是一尾受傷的白色大鱘魚,不禁爆出一連串不堪入耳的話:人在受苦,但是野獸、飛鳥和魚兒做錯了什麼?另外一次採訪途中,一位騎兵連衛生指導員說,有回交戰期間,她把一位受傷的德軍拖進彈坑裡,不過,她是在彈坑裡才發現對方是德軍。他一條腳斷了,正在流血。那可是敵人呀!該如何是好?自己的人正在上頭送命呢!不過,她還是替那位德軍包紮好傷口,然後繼續往外爬,又拉來一位昏迷的俄國士兵。士兵甦醒之後,想殺了德國人;德國人神智清醒的時候,就舉起機關槍,想殺掉俄國士兵。她回憶道:「我一會兒乎這個巴掌,一會兒乎那個巴掌。我們的腿上都是血。三人的血都混在一起了。」

那是我以往不曾聽聞的戰爭。女人的戰爭。無關英雄。不是有關一群人如何英勇地殺害另一群人。女人的哭訴深印在腦海裡:「戰鬥過後,走在戰場上,看見他們躺在地上……每個人都很年輕、英俊。他們仰躺著,眼睛望著天空,令人不禁為我方,也為敵方感到難過。」就是這句「為我方,也為敵方」提示了我下一本書的主題,那會是一本有關戰爭即殺戮的書籍,戰爭在女人的印象中便是如此。前一刻鐘,這個人還在微笑、抽煙,此刻卻不存在了。女人最常談到的是失蹤,談到在戰場上,一切都多麼迅速地化為烏有,無論是人,還是人類的時間。沒錯,他們是在十七、八歲時自願要求上戰場的。他們並不想殺人,卻準備好赴死,為祖國犧牲,以及──我們無法將言語從歷史中抹去──為史達林奉獻生命。

大約兩年的時間書沒有付梓,在戈巴契夫上台和重建之前沒能出版。書籍檢查員訓誡我:「看了您的書,就沒有人願意去打仗了,因為您筆下的戰爭太可怕了。為什麼裡頭沒有英雄?」我不是在尋找英雄,我是透過毫不起眼的見證人和參與者所述說的故事書寫歷史。從來沒人問過他們任何事情,我們不曉得一般人對偉大的理想有什麼看法。戰爭甫結束時,一個人會講述一場戰爭,十年過後,他會講述另外一場戰爭,他的故事裡有些事情會改變,這是必然的,因為他將自己的一生和整個人都堆疊進回憶裡,包括他這幾年是如何生活的、讀了什麼書、看見什麼事情、遇見什麼人,最後,還取決於他是否幸福。文獻是活生生的個體,和我們一同改變……

有一點我十分肯定,像一九四一年那樣的年輕女孩已經成為絕響。那是「紅色理想」最為熾熱的年代,甚至比革命和列寧時期還要熱烈。她們的勝利迄今還掩護著古拉格集中營。我對那些女孩的愛是無限的。但是,不能和她們談到史達林,或是有關戰後那些敢言的勝利者被裝進車廂載往西伯利亞這件事。其他沒被送走的人則是回到家鄉,保持沉默。有一回我聽見有人說:「我們只有在戰爭的前線時是自由的。」我們最大的資產是苦難。既不是石油,也不是天然氣,而是苦難。那是我們不斷取得的唯一成就。我總是在尋找答案:為什麼我們的苦難無法轉化為自由?難道這一切都是枉然嗎?俄國哲學家恰達耶夫是對的:「俄羅斯是沒有記憶的國家、健忘的空間,是尚未開放批評及反省的原始意識。」

偉大的書籍就這樣散落在腳下……

 

一九八九年

我在喀布爾。我不想再寫戰爭,此刻卻在貨真價實的戰場上。《真理報》上寫道:「我們正在協助情同手足的阿富汗人民建立社會主義。」四處是戰爭的人,戰爭的物品。這是戰爭的年代。

昨天他們不肯帶我一起前往戰場:「大小姐,請留在旅館,否則我們還得為妳負責。」我坐在旅館裡,心裡想:旁觀別人的英勇和冒險有種不道德的成分。我已經在這裡一個多星期,始終無法擺脫一種感覺:戰爭是男人天性的產物,而那天性是我無法理解的。然而,戰爭使用的配備卻很華麗。我發現,原來衝鋒槍、地雷和坦克等武器是很美的。人耗費許多時間思量改善殺害另外一個人的方法,這是真理與美麗之間永恆的爭辯。有人為我展示新式的義大利地雷,我的「女性式」反應是:「好漂亮。為什麼要製作得這麼漂亮?」他們用戰爭術語精確地向我解釋,如果開車撞到或是踩到這枚地雷上……剛好碰上某種角度……人只會剩下半公升的肉塊。在這裡的人們口中,瘋狂的事情彷彿家常便飯,如此理所當然,好像在說,不過是戰爭嘛……地上躺著一個不是因為天災、不是因為意外,而是被另一個人殺害而死去的人,卻沒有人因為此情此景而喪失神智。

我看過「黑色鬱金香」(運送裝著死者的鋅皮棺材返鄉的飛機)的裝載工作。他們經常替死者換上四○年代搭配馬褲的軍隊制服,有時候,連這種制服都會短缺。士兵聊天時說:「一批剛死的裝進了冰箱裡,聞起來好像腐壞的豬隻。」我要把這個寫下來。我擔心回去以後,沒有人會相信我,因為國內報紙上寫的是蘇聯士兵在這裡栽種的友誼林蔭大道。

我跟士兵交談,知道許多人是自願到這裡來的,而且是特別要求前來。我注意到,大部分的人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,包括教師、醫生和圖書館員,總歸一句,來自書香門第。他們真誠地夢想著要幫助阿富汗的人民建立社會主義,如今他們嘲笑自己。有人指出機場內擺放著上千具鋅皮棺材的地方給我看,棺材在陽光下神祕地閃閃發光。陪伴我的軍官忍不住說:「或許這裡也有我的棺材……他們會把我塞進裡頭……我到底是為了什麼在這裡戰鬥?」他話一出口便嚇到了,對我說:「您別寫下這段話。」

夜晚我夢見陣亡的人,每個人都一臉不可置信的神情:我怎麼會陣亡?難道我死了嗎?

我和護士搭車去收容阿富汗平民的醫院。我們帶了禮物給孩童,有兒童玩具、糖果和餅乾。我拿到大約五隻絨毛熊娃娃。我們抵達醫院後,看見的是一長排簡易的木房,每個人只有一條被子。一位年輕的阿富汗婦人抱著一個孩子朝我走來,想對我說些什麼。十年來,這裡的人都學會了一些俄文。我把玩具拿給小孩,他用牙齒咬著,接了過去。我很驚訝地問:「為什麼要用牙齒咬呢?」阿富汗婦女拉掉嬌小身軀上的被子,原來小男孩沒有雙手。「是你們俄國人炸掉的。」當我跌向地板時,有人伸手扶住我……

我看見我們的格勒式飛彈如何將村莊夷為平地。我曾經造訪一長列宛如村舍的阿富汗墓園,有位年老的阿富汗婦女在墓園中央的某處吶喊。我想起在明斯克城郊的一座村莊內,當鋅皮棺材抬進一戶人家時,做母親的發出何等哀號。那聲音既不像人的叫喊,也不像野獸的叫聲……與我在喀布爾的墓園中聽見的喊聲很相似……

我承認,我並沒有立刻認清事實。我真誠地對待我的主角,他們也信任我。我們有各自通往認清事實的道路。去阿富汗之前,我相信人性的社會主義。從那裡回來以後,我再也不抱持任何幻想。和父親見面時,我說:「請原諒我,父親。你教導我相信共產主義的理想,但是,只要看過一次那些像你和媽媽教導的蘇聯學生(我的父母是村裡的老師)在陌生的土地上殺害素不相識的人,便足以使你們的話都化為烏有。我們是兇手。你明白嗎,父親?」父親哭了。

許多人從阿富汗回來時,已經認清事實。但是,我也遇過特例。在阿富汗時,有個年輕人朝我大聲地說:「妳這個女人懂什麼戰爭?難道人死在戰場上的景象跟書中或電影裡一樣嗎?裡頭的人都死得很漂亮,可是我一個朋友昨天被殺死了,子彈射中他的頭之後,他還跑了十公尺左右,一面伸手想接住自己的腦漿……」七年過後,那個年輕人成了一位事業有成的商人,喜歡講述在阿富汗的故事。他打電話給我:「妳出那些書做什麼呢?書的內容太可怕了。」他已經變了,不再是那位我在死亡之中遇見,不希望在廿歲時丟了性命的人……

我自問,我想寫出什麼樣的戰爭作品?我想寫一個不開槍,無法對另外一個人開槍,一個想到戰爭便感到痛苦的人。他在哪裡?我還沒遇見過。

 

一九九〇~一九九七年

俄國文學有趣之處在於,它是唯一可以述說某個大國所經歷的獨特經驗的文學。經常有人問我,為什麼您總是在寫悲傷的故事?因為這是我們的生活。雖然我們現在住在不同的國家,但是「紅色的人」無處不在。他們來自相同的生活,帶著共同的回憶。

很長一段時間,我不願意寫有關車諾比的故事。我不知道如何下筆,該使用什麼樣的工具,如何著手?我那在歐洲被遺忘的小國家,那個世界以往幾乎不曾聽聞的國家,一夕之間受到全世界的人討論,而我們,白俄羅斯人,成了車諾比民族。我們是第一批接觸未知的人。事實很清楚:除了共產主義、民族主義和新的宗教以外,在前方等待我們的,是更為嚴峻、更為全面,但目前還未知的挑戰。在車諾比核災後,已經可以略窺一二……

我記得當一隻鴿子撞上車子的擋風玻璃時,年老的司機先生無奈地咒罵:「每天都有兩、三隻鳥從天上掉下來,報紙上卻寫說情況都在掌控之下。」

城裡公園的樹葉摟成一堆,運到城外掩埋。受污染區塊的土壤鏟起來以後,一樣掩埋起來。把土壤埋在土壤裡。掩埋的還有木頭、青草。每個人的神情都有點瘋狂。一位年老的養峰人說:「我一早走到花園裡,好像少了什麼,少了某種熟悉的聲音。一隻蜜蜂也沒有……連一隻蜜蜂的聲音都聽不到。一隻都沒有!怎麼了?到底怎麼回事?第二天也沒有蜜蜂飛來,第三天也沒有……後來有人告訴我們,說核電廠出事了。電廠就在隔壁呀。可是我們很長一段時間都被蒙在鼓裡。蜜蜂知道,我們卻不知道。」報紙上有關車諾比的新聞都不脫離軍事用語:爆炸、英雄、士兵、撤退……蘇聯的情報機關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核電廠裡執行任務,找尋間諜和破壞份子。有傳言這場災難是西方特務有計劃的行動,目的在顛覆社會主義陣營。軍用裝備運往車諾比,士兵也前往該地。制度如往常一樣,依循戰爭時期運作。只不過,在這個新世界裡,手持嶄新衝鋒槍的士兵是悲哀的,他唯一能做的,就是吸收盡可能多的輻射量,然後在返鄉之後死去。

在我眼前,車諾比前的人變成車諾比人。

我們無法看見輻射,摸不著也聽不見……如此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已經環繞著我們。前往災區時,有人立刻向我解釋:不能摘花、不能坐到草地上、不要喝井水……到處隱藏著死亡,不過是某種迥異於以往的死亡,戴著嶄新的面具,化成陌生的樣貌。從戰爭中倖存的老人再次遭到撤離。他們望著天空說:「陽光普照……既沒有煙,沒有瓦斯,也沒人開槍。唔,這哪是戰爭呢?我們卻不得不逃難。」

一早大家都急切地拿起報紙,不一會兒就失望地擺到了一旁,因為沒有抓到間諜,也沒有人民敵人的相關報導。沒有間諜和人民敵人的世界也是陌生的。某種新生活開始了。在阿富汗戰爭之後,車諾比的災難使我們認清了事實。

對我來說,世界分裂了。在災區裡,我覺得自己既不是白俄羅斯人、不是俄羅斯人,也不是烏克蘭人,而是可以被摧毀的生物物種。兩場災難同時發生:社會主義的亞特蘭提斯正日漸沉沒,這是社會性的災難;車諾比核災,這是宇宙性的災難。帝國的衰落使得眾人惶恐不安,民眾擔心日常的生活,煩惱要拿什麼買東西?日子該怎麼過下去?該相信什麼?下次會打著什麼樣的旗幟重振旗鼓?或是我們應該學會屏棄偉大的信念生活下去?最後一個問題對每個人而言都很陌生,因為我們還不曾經歷這樣的生活。「紅色的人」面臨成千上百個問題,卻只能獨自面對。自由初期是最為寂寞的日子。周圍盡是驚慌失措的民眾,我則是傾聽他們的訴說……

我闔上日記……

當帝國瓦解的時候,我們面對什麼樣的情況呢?以前世界分為劊子手和受害者,即古拉格;兄弟和姐妹,代表戰爭;全國選民,意味著政治操作和現代世界。以前我們的世界還劃分為坐過牢和抓人入牢兩種……現今則劃分為斯拉夫派和西方派、通敵者和愛國主義者,以及買得起東西和買不起東西的人。我會說最後這項區分是社會主義之後最為嚴酷的考驗,因為不久之前,人人都還是平等的。「紅色的人」最終依然沒能進入以往在廚房裡夢想的自由國度。俄羅斯被瓜分殆盡,自己卻被屏除在外,沒能分一杯羹。它飽受屈辱,自覺被攫略一空,因此變得極具侵略性又危險萬分。

以下是我在俄羅斯境內採訪時的所見所聞:

「我們國家要現代化,只能仰賴受到監禁的學者、工程師和科學家組成的祕密研究發展實驗室和行刑隊。」

「俄國人似乎並不想致富,甚至會感到畏懼。那麼,他想要什麼呢?他永遠只想著一件事:希望別人不要致富。不要比他富有。」

「我們國家沒有誠實的人,只有聖人。」

「我們永遠盼不到不會受到鞭韃的一代;俄國人不懂自由,他需要的是哥薩克士兵和鞭子。」

「戰爭與監獄是俄文裡兩個重要的單字。一個人偷了東西,逍遙法外,入監服刑……期滿出獄,然後再次鋃鐺入獄……」

「俄國的生活必得是墮落又卑微的,唯有如此,心靈才能獲得提升,並意識到自己不屬於這個世界……愈是骯髒,愈是血腥,心靈的空間愈是寬廣……」

「人民無法發動新一波革命,因為既缺乏能量,也不夠瘋狂。革命精神已經喪失了。俄國人需要的,是會讓人起雞皮疙瘩的信念……」

「我們的生活就這樣擺盪在混亂與簡陋的住屋之間。共產主義沒有死亡,屍體依然活著。」

我要冒昧直言,我們錯過了九○年代曾經有過的機會。面對國家應該變得強大,或是應該贏得敬重,使得民眾得以安居樂業這兩種抉擇時,人民選擇了前者──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。力量的時代再度降臨。俄國人和烏克蘭人征戰,和自己的兄弟征戰。我父親是白俄羅斯人,母親是烏克蘭人。許多人的情況和我一樣。現在,俄國的飛機正在轟炸敘利亞……

希望的年代被恐懼的年代取而代之。時光倒轉……成了二手時光……

現在我不敢篤定,自己已經寫完了「紅色的人」的歷史……

我有三個家鄉:我那白俄羅斯故土,我父親的故鄉,我居住一輩子的地方;烏克蘭,我母親的故鄉,我出生的地方;以及我萬萬無法缺少的偉大的俄羅斯文化。這些家鄉對我而言都彌足珍貴。但是,在我們這個時代,要談論愛是很困難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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